最近，看到对早年一些亲历过62年中央7000人大会者的采访回忆，对圈内民主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说到圈内民主想法，其实是很早以前的事情。1971年我刚参加工作，被分配到渭南三官庙公社。当时，文化革命还在进行，一大批的所谓走资派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或者降级使用。三官庙是当时渭南条件最差的地方，因此下放的走资派也最多。一个小小的公社，就有正副 6名主任。排名最后的是文革前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当时渭南所谓的“四大笔杆子”之一的蒋安民。他是个有思想的人，虽然很落寞，但不消沉，满门心思扑在农业生产上。正因为如此随后落实干部政策，蒋先生就被提拔为县农业局局长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蒋先生早年是从学校到银行，从银行到机关，对农业完全是门外汉，只是在下放期间接触了农业方面的事情。

我因为从小爱看书，所以对有学问的人有着真诚的尊重，记得不长时间，我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！有次说到任命干部，他说，不要搞那么多形式，什么代表大会选县委书记，来些工人农民能知道些什么？你让县委、县政府和公社、部门的干部来选，比谁都选得准。40年过去了，蒋先生已成故人，但他的真知灼见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经过岁月的磨练，尤其是在省委组织部的7、8年间，是我对中国官场的选拔制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62年7000人大会是毛主席主持，刘少奇作报告。刘少奇没有照着正式印发给大家的文稿讲，而是结合中央精神和自己亲自下乡的调查脱稿讲了3个小时。由于贴合实际，尤其是对三年困难界定为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，所以在报告期间赢得了阵阵的掌声。随后林彪讲话，基本上是同刘少奇唱反调，讲话一结束，居然全场冷场了几秒钟！试想我们党内如果有一套完整科学的圈内民主的机制，何来文革？何来刘少奇的惨死和林彪的起伏！记得我们当年在省委机关，省上的领导谁行谁不行，真是个个都跟明镜似的！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我们平时几乎连面都很难见上，更别说谁和谁有什么关系，只是他们一出场，一亮相，从他们的讲话和对事情的分析就能看出6、7分！再从他们家人和个人平时的操守、人品，包括重用的哪些类人，讨厌哪些人，大家心里就有了清楚的评估。国外成熟的选举制度，可以说都是圈内民主的产物，村长、镇长、市长、议员，甚至直选总统，哪一层级不是圈内民主的产物。记得有句名言：人从单个讲是自私的，但从群体讲却是伟大的。当然圈子大小的界定是个难办的事，太小了容易受相互关系的影响，太大又容易受人为因素的干扰。但只要真诚去做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。

经营企业，选拔管理人员，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，自然也不能全凭老板自己的印象，圈内民主的真谛也是完全适用的。这件事做好了，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就有希望。

2012/6/5